中国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神髓和思想肌理，一种文化的传承，赖有前人播下种子，方有后人收获果实。

《荀子•王制》：君者，舟也。他的政治哲学，就是皇权帝国的政治哲学。

[⑤]国族(nation)乃是现代意义的国家(modern state)，旧译民族国家，很容易与前现代的民族(ethnic / nationality)概念和普遍性的古今通用的国家(state)概念相混淆。荀子不仅继往，而且开来，开出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伴随着这次社会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再次大转型，即新一轮的百家争鸣，学者谓之新轴心期，我称之为再创时代[21]。然而秦汉以来，废封建，行郡县，郡县府道及藩属国的设置不再按宗法血缘关系来安排，于是封建废而大宗之法不行，则小宗亦无据依而起，于是宗子遂易为族长(《方氏支祠碑记》)[13]，族长所管理的不再是宗族，而是家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译市民社会)是指的独立于政府(国家权力)和企业(经济实体)之外的社会领域，即指非强制性、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诸如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慈善团体等。

[38] 仔细体味这样的国民概念，不难发现它同时含有两层意谓：一层意谓是集合性概念，对应于nation(全体国民)，这个英文词还可以翻译为国家或民族。而这种变动所根据的恰恰是不变的义(正义原则)。对此，方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现代新儒家继承了中国儒家'和而不同'，善于吸纳、融摄外来思想学说以丰富发展自己的开放传统，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能够以比较健康的心态，主张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之优长，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

他在回答个别大陆学者反对与现代新儒家交流、对话与互动，认为这是"对新儒学的腐蚀性警惕不够"的观点时说："新儒家和西化派都反对马克思主义，有对立和紧张是不言而喻的。譬如，预言"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断言"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以及各种各样重新将儒学和儒教建制化的具体方案，如全面复兴儒学、实行现代仁政、重建儒教或"立儒教为国教"等纷纷被高调提出，并大肆渲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逼使我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要重新回归以儒学儒教作为一种统合性的"全能教义"或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人们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生活实施一元化统制的"儒教的时代"，还是在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不断尝试构建一种能够适应和满足现时代需要的、与时偕进的新儒学？ 至少在我看来，后一种努力或许更为可取，而前一种诉求，即使在所谓"儒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而享有"独尊"地位的帝制中国时代，单纯从儒学儒教与国家政权之间错综复杂、交互为用的关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更何况在今日，这一意识形态幻想亦只不过是寄托着某些儒家学者的儒教乌托邦理想的一种现代人的历史想象与思想虚构而已。（《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台北：正中书局，1954年，第179页） 10.[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天真的儒学观点和文化论调，却竟然如此地甚嚣尘上，不免有些匪夷所思。

16.方先生将十多年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重要学术成果汇编成《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该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在方先生看来，这股思潮不仅在政治上危害性很大，而且在学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是极其荒谬、武断和落后的，比如： 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

" 由此可见，方先生对于当代大陆新儒学明确而坚定的态度，与研究前三代现代新儒学思潮时一样，是持有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但是也有一点显著的差别，那就是力主与前三代现代新儒学思潮展开交流对话和良性互动（当然也有相互批评），而对当代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则主要持一种旗帜鲜明的反对立场和态度。然而，学术研究不可能漂浮在没有立场、不辨是非、缺乏方向感的理论真空或真理雾化状态中，因此，尽管认为"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分析和评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方先生却力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研究。中国应该走改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62.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8页。

由于这派"大陆新儒家"作为"群体"的面目在当时还不是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一时还很难对它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和判断。它不愿意承认儒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却不能改变儒学（包括现代新儒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受社会存在决定和制约的命运，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都抹不去它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印记。而所谓"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的预言、"中国人天然是儒家"的论断 ，只是从儒学这一学术或思想的单一视角来预言时代的发展趋向与特征，只是赋予中国人一种儒者或儒家化的单一的身份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幻想，除了自欺而不见得能够欺人之外，只会误导人们对于整个时代发展的根本趋向，对于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一体多重的身份属性，以及对于中国学术思想、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博大包容特征产生一种偏狭而有害的认识。4，和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脉相承，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人们在文化上乃至社会政治上所作出的保守回应有着各种各样的面目，即使在"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也不止有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说，这又能怪谁呢？"只为旧派无人，何消说得。

2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8页。借用杜维明教授的话来说，我们认为儒学在未来文明格局中只能扮演'词汇'的角色，而不可能成为'文法'。

79.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如方先生所说，几乎同时，《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了包遵信的《儒家思想和现代化》一文，台湾东吴大学《传习录》第5期发表了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的《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一文，而十分有意思的是，方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上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而包遵信是国内激进反传统的代表，刘述先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传人之一，"三篇文章站在三种不同的学术立场上，但都强调了开展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的现实意义"。方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其分析论述道：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除少数人文学科外，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不是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是起阻碍或延缓作用的特定的意识形态。…… 把儒学看作是一种宗教，一种所谓"道德的宗教"，想依靠宗教信仰来解决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显然也是不现实的。现代中国三个派别或三大思潮所共同关切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时代变革的问题，是"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三大思潮之间展开文化讨论的主题和思想斗争的实质所在。当然，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重心"无疑是在'返本'，即回到儒家精神的本根处，确认儒家道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一本性'"。

他不是将儒学的传统割裂二分后采取否定其一认同其二的态度，而是历史地看待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对历经两千年发展而积累下来的儒学传统的丰富内容作"认真地具体地辨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扬精弃糟，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他们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学界的绝大多数人对它不但感到十分隔漠，甚至还处在一种懵懂不知的状态。中华优秀文明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先进文明的最佳结合将给这个古老国家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刘述先认为'五四'只看到传统的缺陷，完全看不到传统的优点，自有其偏颇处，但是'五四'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要我们向西方学习，'眼光一点也没有错'，至少是'大方向并无差错'。用中外文化史、学术史的大量具体史料，说明"综合创新"是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现代新儒家选择了一条"复兴儒学"、"中体西用"和"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代大陆新儒家比他们的前辈更激进，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选择了一条"崇儒反马"、"复古更化"、"重建儒教"和"儒士共同体专政"的道路。毫无疑问，像这样顽固守旧和复古倒退的文化立场和政治主张，是不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格局和多元文化思潮中的健康有益的一"元"的。美籍华人林毓生提出'创造性的转化'，却受到多人注意。这方面的内容或许可以用"人文关切"或"儒家人文主义"来概括，但儒学中的资源并不止这些，例如悠久深厚的朴素辩证法思维传统就不一定能概括得进去。

63.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4-534页。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反思的日趋激烈，特别是新旧思潮之间斗争的日益激化，20世纪初的中国终于走到了一个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特别是近代以来以至"五四"时期，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与儒教伦理纲常信念的节节败退，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与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信念日益成为中国人追求和向往的替代性的理想或目标。12.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尽管"从总体上肯定或否定儒学并不等于对其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但这是"对于儒学的现代命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根本分歧"并不在于对儒学的当前处境的不同现象描述和经验概括，也不完全在于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而是在于对儒学的本质认识不同，对'什么是儒学'、'什么是儒学的真精神'、'什么是儒学的本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看法未能取得一致"。因为不论是哪一种道路选择，都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都必须表明对待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态度，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又使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已形成的"三分"的思想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鲜明地呈现出来，即表现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互动。

马克思主义是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这其中就包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包括西方的先进文化，因此与新儒家、西化派在某些问题、某一点上有可能形成共识，这就是互动发展的基础。这个结论同他的看法正好相反，关键在于对儒学的本质认识不同。鼓吹'淡化'意识形态的人实际上仍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的企图'，这只要看某些人批判激进主义的情绪和语言是多么'激进'就十分清楚了。2，和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样，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也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

（《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一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6、219、196页） 7.熊十力先生尝言："惟汉以来经生多注重家法及今古文之争，赵宋以下更有汉、宋之争，此皆奴儒或迂儒以钻鼠穴为辽阔，而不睹天地之广大也。59.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5-176页。

这一说明格外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马魂"和"西用"都必须统之乎"中体"之"形"的话，那么，"中体"在三者之中处于关键的中心地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66.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8-539页。

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至少有两点"新发展"：其一是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当然应该十分珍视，把它批判地继承下来，作为铸造新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传统资源。